深圳号称不夜城,实际上睡得很早。晚上街头人少得可怜,最热闹也就两个地方:“服务性行业”店铺云集的所在和香格里拉附近。罗湖关临近香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在此徘徊,也有很多接送亲戚朋友的人在此等候,所以就算很晚也颇为热闹。
我站在人群中愣住了,又多看了几眼,确认自己的记忆依然是过目不忘的程度,确认那是自己心头曾经萦绕过的那个人,确认那人现在的容貌和自己所见过的一些照片一模一样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强忍着让自己不再多看那个方向,扭过头去。
蔡青倒是敏感得很,拍拍我肩膀:“行文,怎么了?”
询问的同时,她目光随着我的目光飘过去,虽然我已转移目光,蔡青还是一眼看到了那个月牙一样的身影。
我挥挥手:“蔡姐,咱们先去酒店登记吧,我有点累了。”
蔡青何等冰雪的一个人,当然知道我是不想解释,点点头,笑眯眯挽着我的手离开天桥,进了香格里拉的大厅。
我在路上偷偷看了蔡青几次,生怕她追问我这个不能解释的问题。
同时,也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穿白色羊毛衫的身影。
蔡青本来打算要一个双人房,在我的要求下才改成两个单人房。她还不忘调笑我:“怎么?跟我一起睡害羞?”
现在的我,对玩笑没什么适当的表情可以回应,只能勉强笑一下了事。
以我现在的心情和状态,还是一个人睡比较好。
蔡青办完登记手续,拿着我们两人的房卡带我上楼,见我不是很想笑,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平时我给这些人扯东扯西扯得多了,造成一个印象,如果我情绪不好,基本上除了张小桐没人能解决得了。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是一个稍老成一点的怪脾气的孩子,谁也不知道我每天心里想什么。
然而我心里哪可能想那么多东西?只是想着那两年多的点点滴滴罢了。跟蔡青在房间门口道了晚安,我扎进房间,一头倒在床上。
窗外就是人来人往,那个人依然站在天桥上跟父母笑着聊天。看起来身影清晰,实际上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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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的南下之旅是从广州开始的。
2000年初,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某中韩合资企业做项目,卖一种环保概念的装饰材料,当时正好我刚辞了手上的工作,就被她喊过去帮忙。同时一起去的有一个在某商场做促销的和一个家里卖手机的,我们三个人,加上两个从广告公司跳槽而来的文案,一个姓刘的小姑娘做设计,我朋友做部门经理,美其名曰“市场部”的一个伪政权就这么成立了。
中方老板是个很实在的靠边贸走私起家的中年人,学历不高,但有着民营企业家完美务实的态度。我那位朋友大我差不多10岁,商管大本毕业,闯荡江湖也多年,工作经验还是有的。当时整个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3500万人民币,她自觉这份担子有点重,就拉了外援。
当时她先找来一个很有才干的江西人,试图让他短期内提拔一下团队,尽量把上市前的工作做好,但那江西人看好的是中方老板的家底,希望中方老板给他掏钱开厂,大家各有所图导致谈判破裂。后来又请来了一个深圳很有名的顾问公司,当时他们团队一起来的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里,其中一个跟我成了好朋友。
那人是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一年,姓李叫李裕,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南唐后主李煜。我跟他是这么认识的:当时他们公司来人替我们做市场调研,报告出来之后大家讨论产品的一些可行性方案。先是听他们几个所谓项目经理们说了两句,然后轮到我们这边发言。
由于之前请顾问公司来的时候已经得知我们这群人都是杂牌军,对我们的发言也就是走个形势,尤其轮到我这个年纪最小的说话的时候,李裕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和无聊,开始撅嘴发出怪声。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是两年后的我,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惜当年我年轻甚至年幼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二话没废,把手里的调研报告丢过去砸他脸上了。
然后我说了很多批评这个顾问公司团队的话,正好老板过来想旁听报告会,进门就听见我对调研团队的质疑,听了之后大为赞赏,大大地夸了我一番。因为我们这边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当初说好的68万费用最少可以打个7折。
不用说,李裕作为这件事的起因,被我用东西砸了不说,还扣了一个月工资和项目分红,之后见我眼睛红红的。
我刚开始觉得挺痛快,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被人这么记恨不太好。抽时间找公司里几个姑娘和我那朋友一起请李裕和他们的头喝了一次酒,有姑娘们相邀,两个糙老爷们自然不能拒绝。酒桌是北方人无往不利的战场,两个华南地区的强者就这么被撂倒了,大家也都说了很多听起来很掏心窝子的话,成了好朋友。李裕本来对我这一手先巴掌后甜枣没什么反应,他们经理给他上了一课,说周行文这一下砸得好,砸得你以后少得意忘形,人生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知道,大话说多了往往连自己都容易相信,更何况是旁人?经过项目经理的一番教诲,李裕还真就认为自己如果不是提前碰到我这么直率的人说不定以后会误了更大的事。要知道我们这一单生意也才几十万而已,而李裕所在的公司通常做的项目都超过百万。
2000年5月,公司中韩双方不知道怎么就吵起来了,韩国老板认为中方投资人背景不清,贷款的1000万也很有问题,决定撤资。跟我们合作了几个月的李裕他们也将回到深圳,临走之前,李裕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如果有不顺心的就去南方找他。
公司散伙,团队解散,拿到一笔遣散费的我在北关呆了半个月,受不了几个亲戚没日没夜的烦,给李裕打了个电话,就去了广州。
我先在广州呆了两个月,跟一个原来网上认识的朋友做一点文化生意,后来才做得心里稍微有一点底了,才辗转到深圳。
在深圳,在一次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聚会的巧合下,我认识了艾琳,开始了我们两年多的交往。
那一年,我才18岁,艾琳和我同年,也是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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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这个名字是带起记忆之链的把手,我很不愿意回忆。所以当我的心中刚刚浮现出这一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张小桐打电话。只有她,才可以让我暂时什么都不想。
电话通过酒店总台转到远在美国的张小桐的手机上,不到两秒钟即被接听。
“喂?小桐吗?”我声音嘶哑,寻求那一点让人温暖的声音。
“是我,行文你怎么了?”
我趴在床上,头完全埋在枕头上:“没什么,有点累,很想你,我想下个月过你那边去看看,不知道你欢迎不欢迎?”
“当然欢迎,”张小桐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地温柔,略带一些惊喜,“你要过来?”
“5月16号E3开幕,我想去看看,第二届E3,我们好歹重视一下嘛。”我把头抬出枕头,“小桐,现在还会睡不着吗?”
“偶尔。”张小桐说敏感得一塌糊涂,“行文,你不开心?到底怎么了?”
我翻了个身,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郁闷:“没什么,跟蔡姐一路来深圳,有点累了。其实就是想你,真想早点过去看看你。”
“傻小子,国内那么多大事等着你处理呢。”张小桐对这电话轻轻吹气,吹得我心里因为某认生起的波澜渐渐平复,“既然你把我扔在美国了,我也要做一些成绩是不是?”
我听得心里一阵羞愧,一阵感动:“别累着自己,手上这些东西跟你不能比,我家小桐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蜜嘴。”张小桐听我又开始灌蜜,似乎放下心来,“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我可不想看见一个没精神的你。”
“精神着呢,大小伙子睡一觉就好了。”我开始把张小桐往开心上绕,“最近梦见您次数有所增加啊,比你在家的时候高出三十个百分比来。”
张小桐最爱听这个:“真的?”
“真的。”
我在心里说,真的,我梦里真的都是你,即使我有无法忘记的回忆,你依然是我梦中的你。
虽然我不能舍弃回忆,但我可以拥有你。
正因为拥有你,我才能抵抗回忆带来的种种诱惑。
我仰头看着天花板对张小桐说:“我梦见过你第一次戴上我送给你的耳环,也梦见过我们都老了,一起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消磨时光。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一样的浪费时间,我还是希望你在身边,有什么事都跟你分享。张小桐,周行文喜欢你,你一定要开心,你开心了,周行文才会开心。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就是你,你一定要好,要幸福,要和我在一起……”
张小桐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半天。
隔了一会,她的声音才慢慢笑出来:“行文,嘴越来越甜了。”
然而一句话说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已经有点颤抖。
我闭上眼睛:“真心话,永远都只对你说真心话。”
“我相信。”张小桐用几尽哽咽的声音对我说,“我永远相信你。”
然后是沉默,语言的作用永远有限,很多时候,千言万语不及一个拥抱。所以我知道那么多两地分居的情侣最后分手,所以我知道那种永伴身边的心情。
最后还是我打破沉默。
“小桐,我给你唱首歌吧。”
张小桐的声音依然带着一点“嗯。”然后又带着一点笑意问道:“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会唱歌?”
“五音不全,只敢对你献丑。”
“不会,你唱的一定好听。”
我在心头感慨,这种对白,当年依稀以为只会出现在梦里了。
我轻轻唱起苏芮的《牵手》,因为心中有一点激动,走调走得异常。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因为誓言不敢听
因为承诺不敢信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躲的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一口气唱完第一段,我自己都觉得走调得不像样子,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正想停下来歇一歇,却听张小桐在电话那边轻轻唱起后半段:“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张小桐的声音和平时一样轻柔婉转,有一点甜甜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得到她坐在那里安静的笑容,白皙美丽的脸在我脑海里清晰得不成样子。妈的,这么好的姑娘陪着自己,拚了!
“所以牵了手得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这首曾经在中国大地风行了很久的老歌停下很久之后,我的眼睛已经不打算继续往窗外看了。大概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吧?需要一些依靠才能放弃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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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蔡青有点奇怪地看着精神状态已经恢复的我从房间走出来:“不累了?”
“没事了,我们走吧。”
我们两个从香格里拉出发,又去到宝安的工厂,这次我没再要求蔡青绕路,车很快到了,接到我们电话的姜博士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今天的事很简单了,主要是说说目前的产品规格和成本规划。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中国VCD起步于1992年美国的MPEG视频压缩格式出现之后,当时安徽的某公司很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技术使得12厘米的光盘可以容纳下一部电影,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花了差不多接近60万美元的研究费用之后,这种技术成功地运用到了12厘米光盘上,VCD得以出现。然而当时中国的市场并不成熟,1700万美元身家的该公司并不能完全引导市场,先期投入也基本上等于是给别人开了路。当时中国第一批VCD机一共1000台,被各大公司买走研究,基本上没有流入到民间。
这里也必须要说提及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国内光盘盗版市场并不繁荣,与VCD机对应的只是几十种卡拉OK光盘,VCD机暂时火不起来是谁都可以预见的。但当时对盗版的估计也没有达到现在这个高度,大家都以为,正版盗版一起走,能在一年内卖个200万台左右已经不错了。从来没有人想过,1996年开始,盗版的风行导致了VCD机的大面积普及,到1997年,中国VCD机年产量1700万台,受惠的厂家多到不能行。
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徽那家公司并没有为VCD申请专利,这一个制高点没有占领,导致这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出市场的公司最后被更多的后起品牌挤得没法活。
1994年已经过去了,VCD技术已经成熟了,VCD的市场也已经成熟了。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做VCD机的理由已经很充分,老子投资拍了《泰坦尼克》,还指望靠这玩艺多赚一笔呢……
姜博士给我们讲了一下目前他所用的解码芯片的原理,对于这些数据我向来有听了也不昏昏欲睡的本事,蔡青也听得很来精神,让姜博士很高兴。我知道,很多公司高层对于搞研究的人往往不太重视,听报告也不认真,总是一打发了之。我们这么精神地听枯燥的数字和原理,让他很振奋。
对于很多专业人士来说,你对他们所研究的领域感兴趣,已经是对他们本人的一种尊重了。
讲解完解码芯片的技术部分,姜博士给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成本大概能低于市面上几种流行的VCD大概15%,而且我们的光头比它们的更耐用,在售后服务保证上可以做得更多。
VCD机市场很快就会走向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在这之前我不赞成把价格压得太低,甚至我们可以高于同类产品一点,但可以给客户更好的保证,也可以投入更多的广告宣传。
东风不予周郎便,然而周郎不正是因为东风才成名千古么?我只知道东风,却不是周郎。
所以姜博士这样的人才是我所搜罗的重点,有众多周郎在,我何愁不能出奇制胜?
我跟蔡青还有姜博士谈笑风生,偶尔瞥一眼窗外,似乎隐约可见那个月牙般的身影,淡淡的,不似以前那么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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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一下:文中的姜博士正是为了纪念中国VCD的先驱姜万勐先生,他是留美学者,曾经在安徽电视台技术部工作,自称“索尼的维修工”。文中诸多虚构,皆是为了照应他的身份。至于后来提到的安徽某公司,也是姜万勐的万燕公司,当然小说里不能出现两个姜博士,所以未能详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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