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从前有人要问我什么事最难，我会给出很多答案，考试、追女生、甚至是一千五百米体育达标，可是现在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办学，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或许是不自量力也或许是好大喜功，也或许是……总之原因很多，这所大学办的并不轻松，我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至少现在我还没有学会做一个好的领导，我将自己所得的一切都归功于走运，并且经常诚惶诚恐，这就导致了很多事我都要事必躬亲，放不开让属下去干。可是我自己就能干的好么？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虽然不少东西和领域我都知道一些，可是来源出处都一知半解，一叫真就不行了。偏偏是我的名头大，牌子亮，凡是到我的课时学生们一个不少，还有其他学院专业的学生来旁听，弄得我很紧张。

　　结果讲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难堪的情节。“老师，这是为什么啊，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多是这样没有营养的问题。

　　“没有什么为什么，这些都是老师的老师告诉老师的，你只管记住，包管好用就是了！”我经常的这样回答，至于老师的老师是谁就更不在你们所知的范围内了，你们也不需要知道。尽管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没办法很多知识是现在急用的，来不得现去推敲解释或者是阐述，拿来主义在我这里盛行其道。久而久之，我在平壤大学得了一个“好用老师”的称号，事实证明我所教的确实是管用，有些知识用着用着就发现它的来由了。

　　当然了我也有做的明白的，自然是我的本行——兽医，其实这样说也有些不恰当，因为我作的是畜牧育种的工作。对于良种的培育实际是要归咎于遗传学了，但是此事人类的知识或许只局限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是种简单的认知，而且还带有世俗阶级思想。真正的遗传学要到此后二百年后的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来开创，而人类通过掌握的遗传学技术来培育良种要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

　　简单的来说就像高中生物课上讲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大A小a一样，可是真正说道育种这哪里够，涉及道杂交，复交，回交等一些列的手段来巩固表现出来的优良性状。总之这不是一句话解释的清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成效的，一个优良品系的建立少说要十几年，多说要数十年，除非使用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手段，但是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只能一步步慢慢的来。不过好在老丈人塞桑虽然贪心，但是做买卖还是很地道的，在给我的马匹中有不少蒙古好马，借助这些好马估计可以使育种的时间加快。

　　既然这事急不得，那也只能按部就班了，先建立建立了种马场，随后是种牛，种羊，种猪，就是种鹅、种鸡也不放过。反正这些东西我告诉了他们繁殖的程序和步骤任何人都干的来的，至于为什么，不要和我问为什么！叫你怎么做就怎么作，怎么老是为什么呢，真是不懂得升官之道，上级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好了自然有赏，做不好也不是你的责任，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我树立的榜样，譬如猪官，牛官，马官。不要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至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都是很有权威的，叫那些猪啊，马啊的做什它就得做什么。

　　所谓办学难，其实还不是难在这上面，难就难在没有方向，教学的人不知道要教什么，或者是教成什么样，而学习的人只知道学习，不明白自己要学什么。所以整个大学显得杂乱无章，科研成果确实不少，可是大多无用，更多的就成了纯粹的浪费。这样下去不行，我看着这一个月平壤大学的支出，简直是个巨大数字。

　　“300万两，都干什么了？要花费300万两。”我腾的一下长了起来，咱不怕花钱，可是这钱你也得给我花对地方啊，看着厚厚的帐薄我眼睛也红了。

　　“我挣钱容易么，一个月就让你们花了300万两！这300万两能养多少军队啊，一个士兵一个月的粮饷才五两，加上吃用最多不过十两银子，300万两一个月能养三十万的军队，就是十万的部队也够三个月的了。说说你们都拿这些银子干什么了？”

　　我怒道，一把将帐薄摔在桌上，“砰”的一声，将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或许在他们眼里我一直是一个很和蔼的人，何时见我发这么大的脾气。负责管帐的是当年在杏林书院那个引起罢课的付延军，这时他吓得脸都白了，唯唯诺诺的说道：

　　“先生您不是说过不怕花钱么，各个学院最近都在进行各种研究，所以花费是大了些”他还要继续往下说，被我拦了回去。

　　“我说不怕花钱，你就给我这么个花法么，进行研究，你看看你们最近一个月都给我研究出什么玩意了，哪件东西有用，都是破烂，让我花钱买破烂么！”我实在是气疯了，居然拿我的话当挡箭牌。付延军再不敢说话了，倒是许光启开口劝道：

　　“元度啊，你消消气，大家着不也是在上火么，谁知道这银子花的这么快啊！”他不说还好，一说我火气就大，300万的银子里他自己就花了足足80万两，干什么啊吃钱么，仗着有我老师的名头就可以这样挥霍么，李之藻也不善，这个月他要去了60万，吴有性算是少的了也拿走了30万。其他的这个10万，那个5万的，一加起来就那么多了，其实单单维持这个大学一个月估计有30万两银子足够了，可他们足足花了十倍。我也能理解付延军，他不过就是一个管帐的，谁管他要能不给呢！

　　“好了，这个月就这样了，银子花了的我也就不追究了，相信你们都认为花的有理，我建议建立一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和一个基金委员会，学术评审委员会由各院的院长担任，至于基金委员会由捐助大学款项的各个东家组成。此后每一个研究项目的立项和拨款必须经过这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半数以上的人通过，才能呈报给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再经过半数以上的人数同意才能拨款，从下个月开始实施。对于这之前申请的研究项目，现在开始由学术评审委员会逐个清查，对那些没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马上停止，收回资金。”由不得他们不同意，我才是这所大学最大的股东，再说这是节省资金最好的办法，朝鲜并不富裕，尤其是接受了那么多的移民，财政已经显得有些紧张了，并且这些移民还在不断的乘船涌来。

　　确定了这个标准以后，平壤大学的日常开销开始小了起来，研究方向开始偏重于商用和军用领域，尤其是军用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有些研究项目尽管没有通过但是假如我发现其有研究价值会额外的拨资金支持，那些发现我有这个偏好的人更是投我所好，将精力都偏重于军事。这大概是源于我最开始为了鼓励研究而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凡是获得资助的项目，主持者都会得到5%——10%不等的提成作为奖励，在银子面前大多人不能免俗，尤其是这些读书人，挣钱的本事不大，花钱的本事不小，一直都清贫的书生们此刻都红了眼，想从中为自己谋得一些好处，毕竟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出现遏制了这种现象的愈演愈烈，仿照现代研究课题的申请方法和标准，我制定了研究项目申请标准，侧重于实用，但是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有一些倾斜政策。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好，具有钻研精神的学生，建立了奖学金制度给予鼓励，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来这时的教育就不成体系，也没有办法成体系，基础太薄弱了，几乎所有学科都要从头开始，前人可以借鉴的少之又少。

　　中国在古代有什么科技？记得竺可桢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指南针只能算是发现，因为那本来就是存在的真理，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发现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用罗盘和指南针去开创航海时代，而是任凭道士装神弄鬼的看风水；火药就更是歪打正着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也不好意思说）；造纸和印刷术虽然比西方早，但是印刷出来的书大多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很少来宣传和传播科学知识。其他的能拿上台面的那点东西也都是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还能没点经验的积累？），根本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体系（这一体系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了），更别说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科学了。在传统汉文化中，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东西只能算是拙虫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

　　要改变这些哪是一着一夕的事啊，这才是大学杂乱无章，没有套路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套路可寻所以才四处乱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项目的申请制度无疑的对科学体系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每个项目申请前必须对其可行性，和前人所作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无形中将从前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使之脉络逐渐清晰，并且以书面的形式进行记录和总结，资料多了，各学科的雏形也就开始渐渐的形成，分工不断精细，原始和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等学科呼之欲出。

　　其实前人的经验和技术真的是很丰富，只是国人一直不重视纪录和发掘，致使很多技艺失传，这无非是儒学对各种其他学科的敌视和排斥，当然了平壤大学也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自命清高顽固不化者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不是喜欢鼓吹么，你不是安于清贫么，那么我就随你的心愿，凡是这些人所申请的研究项目，我几乎一概不予批准，那些参与其中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少之又少。

　　纯粹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很少能有人抵得过丰厚的奖励的。没有多少时间，这些儒家八股的坚实信徒们都开始了动摇，随后出现的“变节”，与此同时我树立了李之藻这个典型。亚里士多德虽然经常胡说，但是让他说对的地方也是不少，尤其是他的逻辑演绎理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拨了专款资助李之藻《明理探》的翻译工作。李之藻所获得的《名理探》是1611年在德国印行的，全书二十五篇，此前李之藻只翻译了前十篇。在我的资助下，李之藻聚集和很多学生来和他一起推敲和翻译这本《明理探》，并且请来了汤若望和傅泛际。这个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争论和讨论的过程，对于很多眼里士多的谬论都进行了修正，对于所有参与这次翻译的人自然是优惠多多了，将那些成天还在背八股的学生羡慕的不得了，纷纷另投师门。

　　在平然大学我不反对任何学说，但是明显的我的资助是有倾向性的，所以日子一长很多不受我抬进的东西逐渐的没落，虽然说学术是神圣的我不应该厚此薄彼，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其实这样总比强令取消要好的很多。

　　可以说“名理探”是一门工具科学。虽然经典的三段论概念、判断、推理对有些问题不太和用，但是对大多数问题还是有用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平壤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数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且将这种成果逐渐应用于实践。